「所有藝術都有相通之處。」
由文學到音樂的過渡，一般會想起詩，因為其結構和體裁與有節奏和韻律的音樂相似。盧定彰卻笑言：「我對詩的感覺不大，最吸引我的是中短篇小說。我對不同藝術形式的結構有興趣，例如非線性敘事等不同結構。在小說、散文中，這些結構較多。」
盧定彰以文學發現音樂的淵源，要回溯到2017年與香港和聲的合作，以粵語演繹西西的《瑪麗個案》。由於需要整合音樂的文本，所以他有系統地閱讀文學，由南來4、50年代，一直至近代香港文學。當中他被《瑪麗個案》的文本深深吸引住。
「很像音樂結構，用原本有的新聞，拆開六七段，再加上自己的文字。很像Refrain、Chorus（副歌）等音樂結構，不斷重複而有variation（變化）。」這種在文本中想像出音樂的形式、節奏，旋律的形象，就是他從文學發現音樂的創作過程。
「只是喜歡文本，那需要做創作嗎？」
對於改編，盧定彰認為重點放在新的藝術形式，而非單純的搬字過紙。以歌劇為例，他的詰問在於如何透過新藝術（歌劇）形式，突顯文本的意義。而不是執著要將整個故事塞進新的藝術形式，或是單純的影像化。
擺脫文學的框框，歌劇是一種音樂形式去吸引觀眾，是音樂作品。「（作為作曲家）什麼時候Duel（合唱）、Solo（獨唱）、Instrumental（純音樂）？我要從音樂角度去思考歌劇的結構、音樂的架構，再回歸文本，如何揉合兩者。」但盧定彰亦承認這種風格的改編，會有潛在的危機，例如被批評為純粹消費文本。當中的困難，就如他所補充：「如何保留文本意義、文學性，又可以在新的媒介發揮。」
而這是有可能達成的，他正正指出Drive My Car 作為文本改編的完美例子。「用電影語言，將文本的essence（精髓）發揮得很好。」這也需就是改編的意義，從新的藝術語言出發，凸顯文本的涵義。
「粵語譜曲，不能只停留於技術性的東西。」
作為香港作曲家，盧定彰對粵語作曲，有很深刻的體會。
「粵語作為有調性的語言，文字本身已帶有音韻。」這對盧定彰而言，卻是靈感的泉源。無調性的語言只能由白紙出發，但粵語本身已有節奏、音韻，他便能由更多基本素材出發。而儘管於海外留學多年，他卻認為許多西方的作曲技法，並不能套用在粵語身上。
「傳統西方音樂，有某些做法例如寫合唱，對位法（counter point），想不同旋律distinctive（與眾不同），旋律就應該有不同方向。但粵語的問題在於它的音調是固定的，如果同時向上、向下，總有一方的音調會錯。」他說。
這也讓盧定彰意識到粵語譜曲，也許就是不能跟從西方技法，也許就是需要新的解決方法去突破原有對音樂的想像。但他同時強調：「這只是技術層面，處理完只是代表音調正確，不代表作品有否表達文本。粵語譜曲，不能只停留於技術性的東西。」那粵語譜曲，追求的又是什麼？盧定彰認為，不論什麼語言，音樂作品追求的，是能否表達到文字的意境或音樂的狀態給觀眾進入。
「Opera（歌劇）是一個larger than life（非凡的）的art form（藝術形式）。」無論是香港的歌劇、義大利的歌劇，有時候文字並不是重點。盧定彰以 Queen of the Night aria（夜后的詠嘆調）為例，就算是當地人也未必聽明白歌詞，但音樂的設計、氣氛的安排、旋律的表達、聲音的質感，卻全都讓觀眾感受到角色的存在。語言，只是帶來另一個層次去欣賞。
那麼粵語譜曲，既獨特，卻也普世。亦一如盧定彰所總結：「粵語還未完全被發掘，如何（把唱粵語）利用為想像的一部分，還有發掘的潛力。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