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做人真難！」「有幾難啫。」這是《天水圍的日與夜》其中一句對白。
拍電影難不難？難。拍忠於自己的電影更難。
許鞍華自英國回流香港的四十多年來，執導了超過廿多齣戲，題材由懸疑(瘋劫)、靈異(撞到正)、文藝(千言萬語)、武俠(書劍恩仇錄)、小說改編(半生緣、傾城之戀、第一爐香)，到半自傳(客途秋恨)、寫實(投奔怒海、桃姐)、傳記(黃金時代)等，種類之繁多，難以盡錄。最可貴的是她的故事從不剝離於社會、時代，卻也同時保留最自我的觀點與風格，就是這介乎離地與不離地之間的距離，像天水圍的晨霧一般，隔開了她和一眾導演，成就了屬於自己的「小城故事」。
她的身分背景，其實幫助了她早期的創作。父親是國民黨文書，母親則是日本人，在戰爭的背景中，這矛盾的家庭讓她童年時的身分認同和意識，一直處於自我懷疑的階段。但正是這對移民和家族關係的反思，讓她以自身為出發點，先後在越南難民潮和後97背景中，拍出一套套描繪社會、訴說現實的電影。她把對當代社會的觀察、對香港此地的歸屬，化為創作的素材，扣住時代命脈，卻注入新血。她於是成為了香港電影新浪潮的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但創作之路怎能一帆風順，文學出身的許鞍華曾多次將張愛玲的文學作品改編成電影，卻也因為過分忠於原著，而模糊了自己的風格，最後也許「視覺上」還原了張愛玲的世界，卻難以在「感覺上」打動觀眾。那時的她也慨嘆「文字愈漂亮愈難以表達」。一剎那，早期的成功，反襯在創作中期的躁動不安、迷惘游離。似乎「做自己」成為了她當時的魔咒。許鞍華拍電影的初心本來就不為名利，但不為名利不代表就不用賺錢，她也嘗試與內地影業合拍商業片，但儘管如此，她仍堅持講香港的故事 ——《明月幾時有》，就是講述香港抗戰女英雄的故事。
然而商業片的流水式宣傳、四處接受採訪，還是讓她感受到名利的壓力。高處不勝寒，許鞍華自初試啼聲開始，就講述小人物的故事，她的感性，讓她在平凡人物找到生命力。《天水圍的日與夜》、《桃姐》，都是她把「人生意義」融入電影哲學的社會性作品，如此廣闊的命題，就流露在一個寡婦和一個家傭身上，可見她已慣於從小人物折射社會的具象。
美術指導文念中曾在訪問中談及她，他說Ann拍電影的初心，就是說人的故事，以人為本，不論題材、不論票房。但創作是矛盾的，忠於自己不代表有人欣賞，曲高和寡，換來的也可能只是無人問津的下場。所以許鞍華為了做自己最愛的事，可謂犧牲了所有，她從未談戀愛、她也並非大富大貴，但她從不忘記香港，和在此地生活的人物。
一路走來，她在迷失和尋覓中感受、記錄、描繪、創作。對鏡頭、對場景、對故事的執著和堅持，縈繞著她半生的戲緣。
浮生若夢，她回到了起點，也找到了自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