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對執導日本倫理電影《橫山家之味》、《小偷家族》的是枝裕和有印象的話，相信觀看《美國女孩》亦有同樣感受，就是儘管故事如此私密個人，卻同樣普世、以影像和經歷共鳴情感。這是因為文本以生活感為基本紋理，摒棄所謂電影感而追求有如紀錄片的真實。當然這部分與電影由導演的真人真事改編有關，但更多是她如何在文本和影像滲透日常的起伏。
有幸在觀影結束後遙距與最佳新導演阮鳳儀交流劇本的創作，她提及文學創作提供她許多創作養分，例如香港作家西西等。這無言是電影和文學愛好者最願聽到的分享，文學以文字提供想像，電影又以光影實現想像，以聲音詮釋文本，兩種藝術形式互相交錯滲透，只為講更動人的故事。
電影另一亮點落在攝影指導 Giorgos Valsamis 身上，他是來自希臘的電影攝影師，阮鳳儀笑言，言語的不通、地域的差異，反而是捕捉到的鏡頭，更有台灣的味道。因為Giorgos 是以演員的情緒、現場的氛圍進行拍攝，他聽不懂演員的台詞，就只能抓現場的情緒，與演員一同呼吸，他說 “ It’s like a dance” 。
許多時候只需導演一個眼神，他便能心領神會那是一個 Good or Bad take。而他堅持用長鏡頭（long take）去給予演員空間和距離，配合而非操控現場的走位調度（blocking），即管是對手戲，他也捨棄雙排（兩部攝影機同時拍攝）而是以單鏡頭的方式，其他演員幫忙入戲，讓攝影機與演員的關係能更直接和親近。這讓《美國女孩》的畫面充滿情感，昏黃的關係映照人物內心的矛盾，是為電影攝影的好例子。
回到故事當中，當時觀影結束後有觀眾問了個非常精闢有趣的問題：「怎麼爸爸的人物形象好像就只是個大好人，買單車買梳妝台都可以。」哄得全場觀眾大笑。但阮鳳儀卻也點出這與父女本來的距離感有關，阮說劇中芳儀跟爸爸不是一種延伸的關係，所以也許反而能舒適的相處。而反倒因為母女如鏡像般的關係，她們都渴望自由，擺脫身分（母親、美國人）的枷鎖、都深愛大家，但愛恨也如同一鏡的兩面，越是執著、越是放不開、越是自責，就越讓女兒無法喘息。但其實大好人也有決堤的一刻，爸爸如釋重負後在樓梯的嚎啕，也是見者傷心。
最後是時空的選擇，03年沙士的故事背景與今天不謀而合、相映成「嘆」，在2019年已經開始構思的劇本居然與2020年肆虐全球的肺炎重疊，讓觀影者看著熟悉的檢測情節也難免心頭一緊。不知不覺又到了年尾，與電影結局的冬天一樣。明年春天會如何？世界會變得更好嗎？口罩能拿下吧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能更親近嗎？自由又在何方？願我們都能掙脫韁繩，奔向更美好的明天。